蕴含着中国智慧文化的酒,让智慧的人来品,能够品出来的,不仅仅是醇厚的酒香与清冽的滋味,更多的是对文化历史的感受,对智慧之道的体悟,下至个人修养,上至家国情怀,都在杯中,酒里,眉间,心上。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七百多年前,施耐庵一笔一划认真写下了这脍炙人口的佳句。乾坤日月,雄浑壮美的意象,被明初才子用一壶酒轻松囊括。
酒是好酒,人是妙人;酒本无智,人赋予慧。
清浊一杯,寄托了古今多少才子名人的智慧,或灵光一闪的巧思,或深谋远虑的洞察,或洒脱快意的随心。
酒饮小醉,是一个人的饮酒状态;才子名人智慧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剪影。
他们的天地人和、壮志衷情、文治武功,都被岁月酿成一缕酒香,浸透了一个时代的荣辱兴衰,萦绕了上下千年的醉好时光。
自强不息:酒后见人品,逆境出圣贤
中华上下五千年,政治大棋步步惊心,当局者对上入仕者,从来不乏明珠暗投,美酒流江的遗憾。
贬谪、下放、赋闲,贫弱压垮了文人傲骨,不得志击碎了满腔抱负,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滴滴,尽是凄凉意。
但苏轼不一样。
被贬到黄州之前,苏轼不只是苏轼,他还是青年才俊,是大宋荣耀,被贬到黄州之后,苏轼这才成了苏轼。
喝酒是苏轼贬谪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酒中愁苦有吗?有。
前赤壁赋中,与客饮酒听箫酣睡到天明,尽抒人生之短暂,天命之伤感。
但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全新感悟。
褪去光环的苏轼,从神坛上走进了田地间,他会和扛锄踩泥的老农聊天,会自己烹饪便宜的猪肉,会用蜂蜜与米饭酿米酒……
在这个时候,排解愁苦只成了酒所扮演的角色中微小的一部分。
田间丰收,苏轼喝酒;祈雨成功,苏轼喝酒;与民游猎,苏轼喝酒。
酒,见证了苏轼从黯然到奋发的全过程,从“求于君”到“求于民”,苏轼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蜕变,从此苏轼,无论走到哪里,都只是苏轼。
明珠暗投,也会用自身光芒为所处之地带来希望;美酒倾江,也会随着江水将酒香赠与天下人。
舍我其谁:不在“我”,在“舍”
有人说舍我其谁是一种自负与孤高,但舍我其谁的关键何曾在“我”,关键在“舍”。
汉室倾颓,皇权颠覆;烽火燃遍,狼烟四起;诸公恸哭,苍生悲戚。
只有曹操,不悲不怨,刺董卓,整兵马,访谋士,理军事,从年少英武热血到后来的统领北方,“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
舍了声名,担了宿命。
曹操自认的宿命就是一刻不停地挥动驱策天下的鞭子,“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敬良将名臣,敬百姓社稷,上祭皇天,下祀后土,这一杯重若九鼎的杜康,只有曹操能够端起来。
而曹操所敬的良将中,关羽,是一抹亮色。
华雄叫嚣,接连将俞涉、潘凤斩落下马,十八路诸侯惶惶,各路军将各怀心思,或存力,或惧死,只有关羽,挺身而出,力斩敌首,酒从华雄的张扬开始一路温热到了华雄的落马结局,一如关羽始终赤诚勇毅的心。
真正能够在恐惧环境面前,力挽狂澜,表现出上将的果敢与担当,这是关羽的舍我其谁,舍了生死意识,担起了胜负执念,这就是一代名将的骄傲。
舍生取义:革命成功,自流血始
风起云涌的清末民初,千年一遇的历史弯道。
革命者层出不穷,革掉的是历史痈疽的命,却也革掉了先驱后继者的命。
舍生取义,舍身求法,对法则道义的追求酿成了一杯苦酒,涵盖了一个时代猝不及防的伤痛,牺牲的热血为苦酒增添了烧灼的温度,灼热到让人眼眶滚烫,将对世道与家国的泪水洒向杯中,平添三分肝胆壮志的辛辣与痛惋志士的酸涩。
这一杯,敬革命的先驱军。
“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的报国豪情,然君难为君,国将不国,风雨飘摇,力图革新却变法失败。
眼见仍然在做着五彩斑斓天朝美梦的帝国受尽列强铁蹄屈辱,耳闻饱受蹂躏浑浑噩噩的生养了他的万千平民发出悲痛的泣血呼号,逃难避祸只会让谭嗣同的心在苟延残喘的余生每天内日日夜夜受尽煎熬,杀身成仁。
“流血自嗣同始”的呼号振聋发聩,掀开了改换天地的历史巨幕。
这一杯,敬革命的后继者,千金买刀、貂裘换酒,扛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担起了救亡图存的责任,寻觅真理,追求平权。
让埋藏在封建制度阴暗角落里的不甘的、怨怒的、伤痛的、悲愤的与她的一腔热血尽数化作碧涛,将一切浑浊的全部涤清,将一切腐朽的全部冲破。
天人合一:是高理想,也是不懈追求
好酒讲究五味调和,顺应天时。自董仲舒开始,在几千年的儒学入世道中,治国便如治酒,天人合一成为了呈现国家社会和谐的高形式。
中国人擅长从万物中领悟到宇宙运作的规律与奥秘,一枝一叶总关情,格物致知成为了有经世致用理想的读书人锤炼心性、体悟天道的必修课。
小到华佗仿动物体态行为创五禽戏,将人体健康的元气引入自然,大到董仲舒将天道作为社会架构与规则的参考模式。
这种参考模式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从理念的提出到孜孜不倦的追求,每一代儒学大家对于如何达到“天人合一”的社会形态都进行了思考与实践,并随着历史的变更演变出了不同的流派。
“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的养大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载大道,都是“天人合一”社会理想的呈现形式。
以人为本:治国安邦,民健则国康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战国时期,人命轻如草芥的纷乱年代,孟子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引起了一代代封建制度下生存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君王、百姓之间关系蕴含的真正含义的思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哲学理念在这里得到了社会化的转化。
嘉靖年间,皇帝问道,不理朝政,严党横行,官吏贪墨,两京十三省遍地饿殍,四海九州内再无民生。
堪称明代直臣、忠臣、贤臣的海瑞,“为直言天下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备好棺材后,一封《治安疏》上到嘉靖清修的西苑。
《大明王朝1566》中对海瑞当时所思所想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那一句椎心泣血的“君父,知否?”道尽了海瑞身后所站着的六千万百姓的惶恐与挣扎,与失去“君父”庇护而动荡不安的世道人心。
海瑞“无君无父”,却将百姓放在了心上,天下百姓无“君父”,他便以“父母官”的身份支撑着自己对苍生的关怀。
他病逝后,灵柩经水道还乡,两岸百姓着白衣白帽,酹酒痛哭。
海瑞生前没有办一次庆酒,身后却有千万人赴他的别宴。
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精英阶层在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积累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舍旧谋新的创新思想,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