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古代漫长的酒文化长河中，有很多饮酒的“帮派”，例如比较的有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唐代的“酒中八仙”等。
魏晋之际，的是“竹林七贤”。《晋书·嵇康传》载：“嵇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同预）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这七位名士，常在今河南辉县西南七十里的竹林寺中聚饮，他们因政局险恶，“人各惧祸”，遂以酣饮为常。
两晋之间，在山东兖州一带还有八位“不苟好”，为官比较清正的人组成“酒友帮”，被称为“兖州八伯”。据《晋书·羊曼传》记载，这八位同在兖州的中兴名士为羊曼、阮放、郗鉴、胡毋辅之、卞壶、蔡谟、阮孚、刘绥。
《晋书·光逸传》又有所谓“八达”的记载。言光逸“避乱渡江，复依（胡毋）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户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日：‘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光逸的表字）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八达”中羊曼、阮放、阮孚、胡毋辅之等四人原属“兖州八伯”中人，他们南渡到建康（今南京）后，又与光逸、谢鲲、毕卓、桓彝等四人相好，终日聚饮，不拘礼法，故被称为“八达”。这一时期，胡毋辅之与王澄、王敦、庾数等四人还号曰“四友”。羊聃（羊曼弟）与江泉、史畴、张嶷等四人继“八伯”之后，又号为“四伯”。
在唐代有因杜甫的名篇《饮中八仙歌》而著称的“酒中八仙”，即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贺知章官至秘书监，性放达任诞，自号“四明狂客”。《饮中八仙歌》首句即谓“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可见其性格之一斑。李琎，唐宗室，玄宗时封汝阳王，他则自称“酿王兼曲部尚书”。李适之本为唐宗室大臣，贵为左丞相。“喜宾客，饮酒至斗余不乱。”（《新唐书·李适之传》）崔宗之贬至金陵后，不但常与李白聚饮，还时常月夜乘舟从采石泛至金陵。苏晋，数岁知为文，举进士及大礼科，皆上第。玄宗时累迁吏部侍郎，性任诞好酒而喜谈禅。张旭是唐代大书法家、诗人，官至金吾长史。他尤善草书，被称为“草圣”。每于大醉后呼号狂走，落笔作书，有时甚至笔也不用，干脆“以头濡墨”一甩而就，结果是龙飞凤舞，“变化无穷，若有神助”，而酒醒时再写，竟“不可复得”（《新唐书。张旭传》）。时人称他为“张癫”，称其狂草为“醉墨”。唐文宗诏称其书法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为“三绝”。焦遂平时有口吃的毛病，酒后却应答如流，真是一桩怪事。八仙中嗜酒甚的还是李白。他不仅是落笔成章、才华横溢的诗才，也是放诞任性、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酒仙”。酒，伴随着他坎坷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富有深厚的文化意味。
另据《新唐书·李白传》载，唐开元末，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泰安府徂徕山下之竹溪，日纵酒酣歌，时号“竹溪六隐”。
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尝与胡杲、吉皎、刘真、郑据、卢贞、张浑、李元爽及僧如满（《新唐书·白居易传》所列九老有卢贞、狄兼谟，而没有李元爽、如满）等年高七十以上者常于洛阳聚饮，诗酒相酬，号“九老会”。世人慕之，绘为《九老图》。
这些“帮派中人”或通诗书，或精文学，或是书法大家，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爱酒，有关他们的酒人酒事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
